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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、饶毅教授共话北大发展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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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:陈平原教授演讲

陈教授:远来的和尚会念经。我在北大已经待了二十五年,属于比较近的和尚,所以,还是请饶教授先说吧。

饶教授:我坚持一定要陈平原教授先讲。原因很简单,第一,他年龄和我哥哥一样大。第二,他可以做我的老师。他曾经在农村做老师,我随父母下放在农村后开始读小学,所以他其实可以做我的老师。

陈教授:在这里推来推去,对同学有点不公,那我就打个头阵吧。我之所以想让他先讲,我再接着谈。因为,在座的同学,如果有学文科的,大概听过我的课或演讲,毕竟,在北大已经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了。既然一定要我先讲,就从演讲的姿态说起。同样上讲台,有两种人,一种是教堂里的牧师,真理在手,主要工作是传播自己的声音。另外一种是大学教授,虽然也在传授知识,但时刻准备台下有人举手说,老师,你说的不对。对于教授来说,在讲台上站着,其实是战战兢兢的。不知道的人认为,你站在那里,居高临下,很洒脱的。现在不会了,因为有阶梯教室。站在那里讲课,你能深刻体会到站着演讲,效果比坐着说话好得多。今天,摆两个椅子在这里,对我来说,讲起来不是很畅快。我能不能站着来讲?

为什么站着讲,其实还有个原因,那就是气比较顺。而且,感觉跟学生亲近。我有话语权,但必须站着;你们坐着很舒服,但对不起,暂时不能说话。随时准备接受质疑和挑战,这导致我讲课的时候,有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。这让我想起前辈的故事。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,导师是王瑶先生。王瑶先生的导师是西南联大时期的朱自清教授。我读朱自清的日记,特别感慨。一九三六年某一天的日记,那时候,朱自清已经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,教了二十年书。日记说,半夜惊醒,梦见学生追着他,他躲到大钟寺的厕所。出来时被学生抓住,学生说,你不读书,没学问,还不赶快回家。他说,我承认,我承认,最近备课不够认真,学业上没进步。只要你们放了我,明天就卷铺盖走人。这则日记收在《朱自清全集》里,诸位去看看,可以理解一个老师的心情。当然,有的老师,像“大话西游”一样,讲课很轻松,一点都不紧张。也有认真的老师,上每堂课,都是战战兢兢。这一点,希望同学们理解。

第二个我想说的是,上不同的课,感觉不一样。假如是中文系的课,甚至是文科的课,我大体上明白自己该讲、能讲什么。偶尔到理科客串,比如到中科院给研究生做演讲,我也知道在场诸位是什么趣味。最怕的是面对来自五湖四海,学问根基及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的人,坐在一起,然后说,你讲吧。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所以,一开始我是谢绝这个邀请。原因就是,感觉没法讲。我深知,在北大演讲不容易。现在还好一点。记得九十年代初,学生们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性,听着听着,“啪”地就站起来了,抡起书包,从你面前走过去。再过五分钟,又有一个站起来了。或许,他本来就没想来听你讲,就是为了这“拍案而起”的动作而来的。那时候,很多著名人士,包括政界、商界、学界,到北大来讲课,都是胆战心惊的。面对这种情景,确实要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。

好,终于我还是来了。讲什么呢?讲大学。题目是我定的,但诸位可能不知道,我在北京大学已经讲过好几轮类似的课程,这个学期还在讲“现代中国的大学”。为什么讲大学?其实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。二十多年前,做博士论文的时候,涉及五四文化运动,有个基本假设,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创作以及学术表达,跟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密切关系。换句话说,废科举,开学堂,到京师大学堂的创办,这个过程,中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与接受,逐渐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,再到思想层面、文学层面。终于我们承认,不仅我们的船炮不如人家,我们的制度有问题,连我们的文学也都得向欧美学习。这个时候,才逐渐展开新文化运动,也才有了勃勃生机的“新文学”。今天所说的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,大都在这个地方建立。这是当年我做博士论文时所再三强调的,就是现代文学、新文化运动和大学制度三者之间,有密切的关系。只有深入到大学制度,才能真正理解文学革命的核心。

另外有个事情,一九九三到一九九四年,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研究员,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呆过,闲来喜欢逛书店。刚好买了一本书,叫《东京大学百年》,那是一本图册。接下来,在东京大学图书馆里,我又找到不少东大的校史资料。当时我关心一个事情,东京大学怎么讲述侵华战争时期的历史,即,那时东京大学处在什么位置,教授们在干什么,校长们在干什么,还有学生呢?每个大学的历史上,都有一些没办法回避的污点,该怎么面对?说这些,是因为我是北京大学的教员,北大百年,风风雨雨,有得意也有失意,我们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,这是个问题。回来不久,考虑到北大即将纪念百年校庆,所以,从一九九六年开始,到今天为止,十多年间,我先后编写了四五本关于大学的书。还有一本没有交稿,大概明年初可以完成。之所以想暂时打住,原因是我有自己的专业兴趣,应该回去潜心研究了。另外,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,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,你谈大学,百无禁忌。包括对教育部的批评,以及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质疑等等。可是很不幸,从八月份开始,我当了中文系主任。于是,说话就开始变得谨慎起来。必须把我个人的学术立场,和北大的长远利益区别开来,不能因为我一时兴起,畅快淋漓地发言,导致北大或中文系科研经费的大幅缩水。所以,我准备这个学期讲完课,把书写定,就暂时告一段落。今天在这里给诸位做“汇报演出”,差不多快谢幕了。再过几年,不当系主任了,我可以讲得更直接、更畅快。

中国大学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,在我的著作里面,已经大体上写清楚了,这里不多讲。我跟主持人说了,希望听同学们怎么提问,然后再回应,这样好一些。主持者列了二十个问题,告诉我,前五项是必答的。那么,我就照着这五个问题,像做填空题一样,逐个回答。

第一个问题,如何看待现在大学生的日益功利化,在就业和学问中间,该如何平衡。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,而我有一个特殊状态,作为七七级大学生,当年的高考作文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都三十年了,我回老家去,父老乡亲还夸我的作文写得不错。好像我老停留在写高考作文阶段,我特别伤心。学生们拿个放大镜,读别人的书里收的影印件,一边看一边笑。我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三十年前因高考作文而“出名”,导致每到讲恢复高考意义的时候,就被要求表态,要你回忆,还希望你热泪盈眶。我说,没有那么多好回忆的。我承认,七七级、七八级的大学生,读书很刻苦。但我经常为今天的学弟学妹们辩护,原因是,今天大学生的处境跟我们当年不一样。七七、七八级的大学生,那是天之骄子,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,会佩戴校徽,招摇过市。今天北京大学的学生,没有几个带校徽的,因为他们不觉得成为北大学生有多么了不起。我们当时认为,国家在改革开放,我们前途无量,根本用不着担心出路问题。没有一个学生读书的时候,会担心将来的就业问题。所以,我们能够全力以赴读书。而今天的大学生,从入学的那一天起,不对,从填志愿的那一天起,就开始盘算我将来读完了做什么。这是没办法的。说今天的学生有点功利,可以理解,那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转变过来了。而且,整个社会对物质需求的欲望已经被调动起来了,大学生也不例外。所以,这方面我不想做太苛刻的批评。

我平时跟本科生接触不是很多,但一九九四年,北京大学开通了昌平园区,希望资深的教授去讲课,那个学期,我跟本科生有比较多的接触。有三件事,我印象特别深。

第一件,开学的时候,请几个老师去讲你自己的专业,也就是我们说的入学教育。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:老师,我看你挺聪明的,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追求,还是只满足于当一个教授。九三、九四年,正是全民经商的时候,所谓“十亿人民九亿商,还有一亿在观望”。我是潮州人,我们潮州人会做生意的,既没有混个师长旅长当当,也不愿下海经商。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激动起来,慷慨陈词,博得一阵阵掌声。下来后,那学生很不好意思,跟我说,老师,对不起,我提问是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。家长觉得他考上中文系,将来既不能当官,也赚不了大钱,没多大出息。他压力很大,不知道怎么办好,所以才提这样的问题。

第二个事情,刚上了两个星期课,有个女孩子告诉我,老师,我的第一志愿不是中文系,是光华管理学院。三十年前,进不了中文系、哲学系的,才进经济系、法律系;今天倒过来了,光华管理学院考不上的,才进中文系。所以,她心理上有落差。我说,你先学一个学期,如果觉得无趣,一定要转,那你就转。到学期末的时候,我问她怎么样,她说,我愿意留下来继续读,因为我有兴趣。后来,她到美国留学去了,现在国外一所大学教书,挺好的。

前两件还有点得意,第三件,我感觉有点歉疚。有个北京的学生,见多识广,告诉我,他将来的目标是当外交官,中文系的课,对他来说不太重要,他要抓紧时间学英语。大概因为自尊心受了伤害,我跟他讲了大半天“大道理”,态度比较严厉,后来,他就不再跟我谈学业了。

日后想想,这是我跟大学一年级学生有比较多接触的一年。有几个问题,对我来说很刺激。第一,整个社会日趋功利,这是一个现实。过于高调的论述,比如要求精神至上,不谈物质问题,那做不到。而且,也没办法说服年轻一辈的学生。所以,我正视这日趋功利的社会以及大学生复杂的心理状态。第二,学生的可塑性很强,刚进大学时所抱定的目标,往往是家长给他们灌输的,包括学什么样的专业才有好前程,诸如此类的问题,随着学生进入大学后,会有各种各样的调整。第三,老师讲授课程,必须能够吸引学生。某种意义上,我们是在跟社会上的功利主义思潮争夺年轻一代。我们不能用别的办法,只能用精彩的课程以及教师的人格魅力来吸引学生。这样的话,才可能让学生调整心态,逐渐对学术感兴趣。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。

第二个问题,关于研究生的培养方案。首先,我想强调,如何培养研究生,各个院系不一样,各个大学也不一样。我只能讲我比较熟悉的中文教学这一块,而且局限于北大。因为,诸位明白,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大学扩招,走到今天,中国大学已经面目全非。说好听是“日新月异”,说难听则是“江河日下”。相对来说,北大比较好,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。我说一个数字,你们一听就明白。最近有学生告诉我,他原本要考某大学某老师的研究生,最后不考了。原因是,那教授带了三个方向的博士生,而且一年就招了二十六名。我一听晕过去了。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十多年来,招收本科生的数量,始终是在八十和一百之间,每年根据生源略做调整。生源好,就多招一点;反之,就少招。比如今年,我们总共招了九十六个本科生,另外还有四十几个外国留学生,合起来一百四十几。招了六十三个博士生,八十三个硕士生,合起来也是一百四十几。而我们老师有多少?正教授五十一,副教授四十三,也就是将近一百名教师。这样的阵容,这样的师生比,教学质量才能有保证。所以,北大人文学科没有垮,大体上还维持应有的那个学术水平。这一点,我觉得是可以让人放心的。

在国外讲学,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:请把你们最好的学生选送过来。我直截了当地回答:不可能,我们最好的学生在国内。这句话,只有北大中文系,大概还有历史系、哲学系敢说。北大理科不敢这么说,我知道。最近评校长奖学金,我一看,理科某院系,前二十名都走了,而我们可以拿出第一、第二。当然,我也承认,中文系排名第一、第二的学生,英语成绩可能不够好。这也是现实。念人文学科的,大都对本国文化传统比较有信心,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。所以,到现在为止,我还是敢说,中文系能留下最好的学生。我们研究生的阵容和质量,没有大的问题。

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,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,请了十几个不同专业的教授来谈。校长问,你们的院系和世界一流水平有多大的差距。各院系教授纷纷发言,有说十年,有说二十年的。轮到我,我说我看不出什么差距。为什么?我们老假定历史是一条直线,所有的人都往一个方向走,确定我们处在历史进程中的某个方位,然后丈量我跟先进的人物或大学有多大的差距。这样的想法,我觉得有问题。不同院系,在各自国家承担的功能不一样。你让北大中文系跟哪个比?跟哈佛东亚系比吗?哈佛东亚系有几个教授?我们将近一百,这么比不公平。一定要比,北大中文系应该跟耶鲁大学的英文系比,跟巴黎第四大学的法文系比,跟东京大学的日文系比。还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,本国语言文学系所承担的功能,跟外文系不一样,它很大程度上是在传播本国历史文化的同时,介入乃至影响当下的思想进程,而不仅仅是发表了多少篇论文。在这个意义上,不同国家人文学的水平,是不太可比的,这点跟理工科不一样。所以,一定要说有多大的差距,我说不出来。不是说北大中文系特了不起,不是这个意思;我想说的是,不应该用这种“天下一统”的眼光,来看待我们的专业。

还有,关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式,这是比较现实的问题。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里,北京大学的教学方式有点特别。我用了这么一个词:“特别”。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,扔在别的地方,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这么多年,我到各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,经常是人家一发言,我就知道这是北大毕业的。为什么?不是说他们的学问最好,而是个性上、气质上有些共同点,一下子就能被辨认出来。这些“共同点”,有好也有坏。坏的地方,比如说眼高手低,搞不好同事关系,老自以为了不起。好的地方,有理想,有热情,思想活跃,等等。这些东西,其实是跟北大的教学方式有直接联系。所以,我想谈北大的教学方式,从这个地方入手,来理解我们的学生们性格上的特点。

前年我在哈佛访学的时候,恰好遇到一个台湾来的朋友,说他把孩子从法国转到美国来念书。我说,她学文学的,法国挺好,为什么转到美国来?这样转学,对学生来说有很大的影响,因为语言不一样。他说了一句话,我特别感慨。他说,我的孩子不是天才,放在法国将一事无成,放在美国,还可能有点出息。为什么?后来我想明白了。法国的制度跟北大一样,相对来说鼓励自由发挥,独立思考,课程要求不太严格。美国呢,只要能拿到博士学位,总是差不多,有个大致的水准,出来后,找个工作,平平安安走下去,没问题。所以,那家长盘算了大半天,说,孩子确实不太聪明,到美国来学习,路子会平稳些。在法国念书,要是天才的话,会特了不起。我对北大的理解,也差不多是这样。有才华而且能自律的,北大是最佳发展的地方。能考进北大的本科生,起码有一半以上,自认为是“天才少年”。这个少年天才进了北大后,命运如何?假如想“圆梦”,必须加两个定语:一“自律”,一“好学”。这样的学生,出去以后,很可能“天下无敌”。但如果不是这样,或者“不自律”,或者“不好学”,那么呢,比一般大学培养的都差。

我刚刚参加中文系八四级的毕业20周年聚会,同学们很感动,一个个说得眼泪汪汪的。其中有人说到他们的某位同学,大学四年,有三年是躺在宿舍的蚊帐里面看金庸小说。我说,能这么读书吗?实在是“太有才”了!可我一想,这是北大的问题。我们给学生最大限度的自由,只要功课过得去,你自由发挥的空间,实在太大了。北大中文系的学生,到美国念博士,第一感触就是,“没想到读书这么苦”。诸位,问一下你们的师兄师姐,你们就明白,在美国念书,绝对要比在北大艰苦的多得多。大概十年前,我曾对“大学的定位”做了一个概括,大意是:“为中才定规则,为天才留空间”。相对来说,清华大学更注重为中才定规则,北京大学更注重为天才留空间。不是今天才开始的,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现在,都是这样。如果统考,平均成绩清华肯定比北大高。肯定的,因为他们严格要求,训练很好。而北大呢,经常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人。这一点,跟我们学校的指导思想有关系。学校给学生们最大的自由,假想我们的同学中,会有天才,总有一天他们会很好地表现出来。我们不想扼杀天才。但是,很可惜,为了这极少数潜在的天才,很可能会牺牲对于“中才”的那种严格训练。

有一个事情,以前我在文章中提及,在座大多数念的是理工科,大概没听过。当年我在中山大学念完硕士,想上北大来工作。那个时候,北大文科还没有招博士。校方说,我们北大从外面要人,不太合适吧?要是真觉得好,就招做博士生吧。所以,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批招进来的博士生。我来念书前,曾送论文给导师看,王瑶先生看了以后,请人转告我:“文章看了,印象是:才华横溢。”我很高兴。传话的师兄补上一句:别高兴得太早,后面还有呢:“有才华是好的,横溢,那就可惜了。”

好,请各位记得,善待自己的才华,用好自己的才华,不卖弄、不挥霍,以中才自处,以笨人自居,才有可能在这所华丽得有点浮夸的大学里面,得到好的发展。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。

第三个问题,北大如何吸引、留住一流人才?我理解的“一流人才”,包括三种:一流的教授,一流的学生,还有一流的管理人员。没有一流的学生,单有一流的教授没用;而管理人员不好,会把一流的教授给管死。这些年,北京大学受到很多的冲击。诸位在北大,应该居安思危。我说过,此前北大的“鹤立鸡群”,某种意义上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造成的。我说的是文科的状态。对不起,理工科我不懂。我说的基本上都是文科的状态,中文、历史、哲学、考古以及图书馆等等。我想强调一点,即便在国内大学,北大的绝对优势,现也正在转化为相对优势。为什么呢?1952年院系调整,清华不办文科,教授基本上撤进北大来了,北大当然也调出去一些教授。可不止清华的教授调进来,还有燕京大学的也进来了。后来,当时中国惟一的语言学系,中山大学王力先生那一批人,也奉命北上。政府说,留一个哲学系就够了,所以,全国各地著名的哲学教授,几乎都调到北大来了。所以,52年的院系调整,导致北大的中文、历史、哲学等,比其他大学高一截。到今年,那一次调整来的教授,基本上都去世了。改革开放以后,每个大学都着力培养自己的年轻教师。到我们这一代,每个好大学,同代人的平均素质差别不大。我们再也没有本钱说,北大教授一定比别的大学要更高、更好。校长常说,你们文科没问题。我说,不对,文科有问题,而且问题很大。那个北大文科“很强很强”的印象,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;九十年代起,中国大学已经进入了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阶段了。

这些年,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竞争。谈竞争,大家喜欢引用梅贻琦的话,大学是有大师之谓,不是有大楼之谓。这话我认可。但是我也必须说,北京大学,大师之外,还必须有大楼。因为,十几年前,我们的校长就说,准备为人文学科盖大楼。到今天,还没盖起来。不过已经动工了,再过两年,我们就可以使用了。为什么纠缠这件小事?因为,相对于其他大学,北京大学的办公条件,起码人文学科各系,是比较落后的。我曾说过,北大从哪个地方开始,创办一流大学?我说,从教室和厕所做起。为什么呢?这个学期我在“一教”上课,见识了多少年没看过的又脏又破的厕所。北大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,怎么争创世界一流?我们北大人的特点,愿意办大事,不愿意做小事。可小事做不好,哪来大业绩?大概十年前,我开始提意见,我说的比较刻毒:北京大学一定要改变由后勤部门的趣味决定办学方向的问题。因为我发现,北大学生有个毛病,那是由我们的后勤部门的懒惰决定的。北大学生很会演讲,但不太会讨论问题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训练。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训练?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教室。诸位看一下,北大里面,只有极少数的教室是可以展开讨论的。诸位,将来到国外去念研究生书,你会发现,绝对是以seminar为主来开展教学的,没像我们这样,教授站在讲台上,对着几十、上百个研究生上大课的。本科生的通识课可以这么上,可我们连研究生的课,也都做成了演讲。学生们坐在下面,看老师如何表演。老师表演很用力,也很精彩,博得一阵阵掌声;学生坐在下面听课,很轻松,也很愉快。可念书这么轻松,不是好事。所以,我再三说,北大办一流大学,要在理念上、师资上用心用力,甚至从很具体的教室的课桌椅的布置上,好好下功夫。让我们的研究生们坐下来,认真深入地讨论问题;而不是,要不就不说话,要说话就变成了演讲。北大学生会演讲,但不会倾听与讨论,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。后勤部门在布置教室时,为了整齐好看,也为了方便打扫卫生,把桌椅固定下来,于是,当老师的,只好居高临下地演讲了。我刚到北大的时候,教室的桌椅是可以随时调整的。今天要演讲,明天想讨论,没问题,把椅子调整一下就行了。现在都是固定的椅子,做不到。这个意见,我已经提了将近十年,每回领导都说,对对对,有道理。

这年头,办大学光有钱不行,而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。社会上传说,国家给北大的拨款很多很多,还有,北大教育基金会的筹款能力也很强。即使这样,北京大学还是面临经费方面很大的困难。就像这位同学提出来的,北大需要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;可说实在话,现在我们做不到这一点。有薪水的问题,也有制度的问题。诸位必须明白,在国外教书,院长可以决定你的薪水,校长更可以决定你的薪水,而且是保密的,你不能问同事薪水多少。可是在北大,我们的薪水是挂在墙上的,全系的教授,谁挣多少钱,我们全都知道。你怎么办?给谁单独提薪,都会有问题。现在开始从外面筹钱,做讲习教授,那样的话,可能会有点变化。为什么说这些事,不仅无法吸引世界一流人才,还担心被别的学校挖角。比我们有名或有钱的大学,比如哈佛大学,或者香港大学,聘你去当教授,去还是不去,都是一个很大的挣扎。因为我们北大没有那样好的条件来挽留他们。我们有什么?有好的学术氛围,有好的学生。这是真心话。愿意留在北大的,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学术氛围,还有这一代代聪明绝顶的好学生。某种意义上,在北大讲课,是一种享受。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,出去十几年了,去年我请他回来教一阵子书,临别时,他说了一句话:你在北大教书真幸福。当然,这个“幸福”,是排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。那个不说,那不是我们校长说做就能做得到的。所以,院系领导的最大任务,第一,尽可能为老师们争取到好的生存环境。第二,尽可能给他们营造一种尊重人、尊重教师、尊重学问的氛围。因为,说实在的,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到,但有些事情,只要用心用力,是能够做得到的。

我特别担心,现在很多大学,一说争创一流,就是倾尽全力买几个著名教授。我甚至戏称,现在的中国大学,已经进入了一个“收购学术”的阶段。什么叫“收购学术”?哪个人有名,我学校投一笔钱,把他买过来;或者你不用过来,发论文的时候,署我们大学的名,我们就给钱。进入这个阶段后,北大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。诸位,以中文系为例,我们有六个全国重点学科,齐头并进,你能舍弃哪一个?而别的大学,可以集中力量,投钱办好一个学科。我们像救火队一样,今天这个学科不行了,明天那个学科有问题,都得努力抢救,丢了太可惜。所以,我们其实很难。像其他大学那样去挖大牌教授,学校有没有那么多的钱,这还不说;你挖来了一个,气走了两个,怎么办?因为,从外面请来的,不见得比本校的高明,可待遇比我们好得多。所以,有可能“得不偿失”。

第四个问题,以院系建设而言,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?这个问题,我不想多说。因为,我当中文系主任还不到半年。我的“就职演说”,据说效果不错,不断有媒体来劝说,希望拿去发表,我都拒绝了。我是广东人,以我们家乡的经验,做出了成绩,那时再说也不迟。切忌还没做好,是不是成功还不知道,就开始吹牛,那样效果不好。所以,请诸位原谅,如何开展院系工作,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等等,这些问题,留给饶教授,他会有精彩的阐述。

最后一个问题,关于教师的评价体系。我以为,好大学里的老系,大都比较“保守”。这里所说的“保守”,是说他们有自己的价值标准,不管外界潮流如何变化,依然故我。刚才我说的一些问题,是这样;下面说的,也是这样。北大中文系好多年前就推行代表作制度,评教授和副教授,不以数量取胜,只要求你提供五篇代表作,送出去,请同行评议。所以,所谓“评价标准”,对我们来说不是大问题。不追求数量,不迷信刊物,而且不强求科研项目,教师自由发展的空间很大。很多名教授抵制目前这个评价体系,可我也知道学校压力很大,因为潮流已经形成,有很多既得利益者,在这里如鱼得水。你一所学校,一个区区的中文系,想有效地抗争,不太可能。但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,给老师们保留一个比较宽松的、尊重学术的环境,这点很重要。我相信,再过十年,这风潮会过去的。那个时候,也许我们的坚持,才能显示出效果。这样悲观的回答,可能不太让你们满意,但我说的是实情。好在北大对中文系的老师们网开一面,没有特别严苛的规定。因为,这百年老系,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运作策略,且老师们擅长独立思考,就让他们继续往前走,不过于追随潮流。当然,如果碰到大的问题,比如说“教学评估”,顶不住,一定要做,我们也会跟着做,做完了,还是回到我们的路子上来。人文学方面,这些年风气不好,问题比较大,但这不是发发牢骚就能解决的。而且,说多了,挺丧气的。期待饶教授能给你们讲鼓舞人心的好事,谢谢大家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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